全国解放在即，郑汝骊来到解放最早，急缺人才的东北，在长春这块土地上，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了党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他曾担任东北师范大学化学系系主任、中国化学会理事及无机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化学会副理事长、吉林省化工学会副理事长、吉林化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无机化学教材编审组成员、校务委员会常委、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这些工作中，他积极参与了制定国家高师教育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审查以及各种学术活动，对高师教育的发展，化学学科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潜心于科学研究，提出一种快速、简便的制备杂多酸的方法，和他的学生们首次建立道森结构模型，合成出一百余种世界上未见报道的新物质，并先后翻译、出版、编写相关书籍。晚年在疾病缠身、工作超载的情况下，仍然不断地挤时间补习数学，亲自到实验室指导研究生论文。郑汝骊以自己坚定的人生信念，走完了自己67年的人生历程。

　　一、漫漫求学，萌生思想

　　郑汝骊，1917年农历三月三日生于河南省罗山县。曾祖父以上务农。曾祖父中了进士，在广东顺德当了几十年知县。父亲毕业于保定陆军学校，在奉系军队任职。从8岁时起，郑汝骊先后在保定念小学，在沈阳念私塾和小学，在齐齐哈尔念初中。1930年在齐齐哈尔省立一中初中毕业时，年仅13岁。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父亲离开军队迁居北平。郑汝骊从小就有很强的民族意识，七八岁时就积极参加了当时纪念国耻、抵制日货的游行活动。“九一八”后，萌生了“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思想。

　　郑汝骊1933年进入北平北方中学读高中，1936年秋考入燕京大学。当时抗日救亡的空气高涨。他同情和支持“民先”的救亡行动，曾协助抗日救亡活动募集捐款，支援京西游击队。1938年夏，郑汝骊于7月中旬乘船离开天津，在香港等船10多天，8月底才到达昆明。11月初，郑汝骊转入西南联大。

　　二、辗转任职，远赴东北

　　1940年夏，郑汝骊在西南联大毕业。他先是到离昆明不远的弥勒简易师范任理化教员半年，后又来到位于中缅边境的腾冲和顺乡益群中学任理化教员兼教导主任及女子师范教务主任。郑汝骊在和顺不足一年半时间，却给和顺乡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和顺享有极高的威望。

　　1942年5月初，日寇自缅甸分兵数路入侵云南，当时所有道路都已截断，郑汝骊随部分益群中学教师取道腾冲西北，穿越森林，翻过高黎贡山，横渡怒江、泸水，经滇缅公路逃难到昆明，再经泸州换乘江船到重庆。在经历两个多月的失业生活后他才找到重庆大学的一份工作：给化学系系主任，也是他燕京大学时的老师梁树权教授做物理化学课的助教和分析化学课的助教。1944年秋又去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兼讲师和化学馆管理员（即馆长）。在重庆，郑汝骊很专心地做了几年教学工作，包括给梁树权助课物理化学、分析化学，也包括自己主讲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工业分析、化学原理。在重庆的几年也是郑汝骊一生中思想政治上的一次转折。引起转折的因素包括：学生时代接受进步同学影响，在腾冲时向往进步的思想萌芽，逃难途中的现实教育，重庆失业期间饱受的煎熬。特别是在重庆期间经常阅读党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还有他的亲友、进步作家曹靖华的正面影响。1946年5月，郑汝骊通过曹靖华去重庆中共代表团找到《新华日报》社长张友渔，希望到解放区北方大学。

　　1947年11月他接到沈阳东北大学化学系副教授的聘书，但很快辽沈战役打响。1948年8月郑汝骊在南京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做了3个月的英文笔译工作后，来到金华英士大学化工系任副教授。他思想进步，政治观点鲜明，教书认真，乐于接触进步学生。1949年6月金华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金华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号令宣布：“特派明朗为本会驻英士大学军事代表。并由闻诗、卓如、郑汝骊等组成该校校务管理委员会，以闻诗为主任委员，卓如为副主任委员，在军代表领导下，管理该校一切校务”。

　　随着全国解放在即，郑汝骊被组织派往南京军政大学任教，1949年8月到杭州军管会报到。就在杭州军管会招待所等待赴南京之时，他巧遇由智建中率领的长春东北大学（即后来的东北师范大学）南下招聘团。东北解放最早，急缺人才。郑汝骊征得组织同意，欣然应聘，登上北去的列车。从此直到逝世，就是在长春这块土地上，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了党的教育和科学事业。

　　三、献身教育，投身科研

　　1950年初，郑汝骊被任命为化学系第一副系主任（系主任空缺），主持化学系工作。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学校正处于在原短训班基础上创建新型正规大学阶段。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计划、教学方法和管理等都需要马上确立。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快就使化学系的工作走上了正轨。当时老区学校的传统和作风影响很深，党群关系好，政治空气浓，从上到下作风都很艰苦朴素；民主生活和文化生活活跃，到处可听到革命歌声，随地可看见三三两两坐在一起交谈思想；学生刚从旧社会来，向往光明，向往革命，政治热情高，组织纪律性强；学校办事机构精干，工作效率高。化学系最初只有一名脱产的教育干事，系里的行政、教务、总务、仪器药品采购保管、实验室管理等统统由教师兼做。由于没有工友和通讯员，连打水、清扫、送通知等也都是教师自己兼干，系主任也不例外。为了更好地接触和了解学生，他经常自带饭盒与学生一起吃饭。除了繁忙的行政工作之外，他还要赶编讲义以应付紧迫的教学需要。他主讲的所有课程，本专科无机化学基础课到高年级的无机化学选论，都必须自编讲义，为此他每天都要忙到深夜。1952年，郑汝骊被正式任命为化学系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常委，提升为教授。

　　1952年张如心校长、何锡麟教务长离任，成仿吾来校出任校长，带来中国人民大学向苏联学习的经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大学的三大纲领：1.全面学习苏联；2.开设系统的马列主义政治课；3.培养提高新教师。从学制、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到教学大纲、教材、教法以及教学组织、规章制度等，全面借鉴苏联经验。本科学制由三年改为四年，教材多采用苏联教材译本。在郑汝骊领导下，化学系的工作一直走在前面，一再受到表扬。他经常在各种会议上介绍经验，多次被指派参加各种地方和全国性会议。郑汝骊在领导化学系工作中的业绩、勤奋工作精神和才干，深得两届校领导的赏识。

　　1955年9月，38岁的郑汝骊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大学化学系进修，导师为著名化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斯比岑(Spitsin)教授。他在莫斯科大学3年的主要课题是偏钨酸晶体的合成、表征及异构物的研究。郑汝骊充分利用那里先进的实验条件，从早到晚工作在实验室。1956年国内开展的“向科学进军”运动给了他很大的鼓舞，他给国内写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莫斯科大学的学术空气和科学研究状况，介绍苏联在提高教学、科研质量上的经验和做法，强调科学研究工作集体化、实验设备现代化，强调必须抓外文、抓设备、抓科学人才的培养。

　　1957年，他在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支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和支部书记为叶于浦。他对自己的要求相当严格，从未领过符合规定的额外的津贴费，甚至连回国探亲和归国的旅费也是用平日省吃俭用节余的个人津贴。他在莫斯科大学3年的研究成果是创立同多酸的电解酸化法，采用此方法制出纯净的偏钨酸晶体，解决了这一学科的一大难题。他开辟的关于杂多酸的研究方向40年来一直被他所在的东北师大化学系无机化学教研室所坚持，并终于在今天取得了一系列为国内外瞩目的重要成果。

　　1958年9月，郑汝骊自苏联回国后即赶上教育革命和“大跃进”等群众运动。他在有些问题上坚持了自己的看法。例如，各系搞学术批判时，他坚持表示：“理科与文科不同，理科教学和教师思想作风虽然也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表现，但这些人毕竟不是搞意识形态的，很难找出像文科那样的典型。”对于“一竿子插到底”和政治运动对业务的冲击，他坚持认为“学校是以教学为主，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学。不论采取什么样的革命措施，搞什么样的政治运动，最后还得落实到教学质量的提高上，只有业务上去了，才能说政治工作做得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无论遇到左或右的风潮，坚持实事求是和讲真话是他一贯的作风。

　　郑汝骊非常重视科学研究和人才的培养。早在1953年就创办了研究班，开始了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其后又不断举办进修班和讨论班，为全国各地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人才。1961年“高教六十条”下达后，学校开始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郑汝骊在他起草的化学系科研规划里提出，“一年打基础，三年成体系，八年成学派”的口号，要求“在三五年内在几个主要学科方面至少要有一两名教师成为教学上、科学研究上具有较高水平的带头人”。他指出：“现在搞科学研究需要有研究集体，一个人单干是搞不出什么东西来的，同时也只有集体上去了个人才能随着有所提高。”他强调：“破除迷信不能破除科学，我们不能单凭干。现在搞科研不用现代化技术是不行的”，“搞科研必须注意前人和别人的经验，为此，必须通外文，会查文献”。

　　1962年9月，化学系着力抓科研工作，无机室也重新考虑科研方向和选题问题。根据黄彦平校长的指示，结合论文和选修课的准备工作开展科学研究，通过科研掌握实验方法，提高教师业务、技术和外文水平。无机选修课分稀有元素和络合物两部分，需要考虑相应的科学研究。当时的国家十年科学规划中列有杂多酸、同多酸研究的条目。于是，郑汝骊在苏联时开辟的研究方向就被顺理成章地确定为无机室的科研方向。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很快引起国内同行的注意。例如1963年底上海无机化学科学报告会上，郑汝骊等人关于电解酸化法制取多酸的工作，受到著名化学家、复旦大学顾翼东院士等人的极高评价，形容他们“放了氢弹”。

　　1964年的面上“四清”运动使郑汝骊因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等问题而受到冲击。不久，一场更大的风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四、困难时期，坚定信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郑汝骊被当做“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劳改。特别是在1968和1969年的“清队”中又被当做“特嫌”“特务”关押在地下室达半年之久。不管受多么大的皮肉和精神折磨，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讲一句假话。在遭批斗和“逼、供、信”时，他多次心脏病发作，还有一次生命垂危，多亏张启良（原校医院院长）不久前给他的几片氨茶碱救了他一命。在整个“文革”期间，他曾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各种检查和交代材料，工工整整，襟怀坦白，至今读起来仍令人感动不已。郑汝骊在严酷境遇里所表现出的刚直不阿、坦荡襟怀和高度的原则性，赢得了全系同志的敬佩。“清队”结束后不久，他即被吸收进系革命领导小组。

　　1969年底，大部分教师到农村插队落户。作为全系唯一的留系老教师，尽管冠心病已很严重，可他还是坚持随队下到吉林三大化和校办德惠农场劳动。过重的体力劳动使他的心绞痛频频发作，但仍咬牙硬挺过去。

　　在“四人帮”横行的那些年里，他的身体不好，业务工作又不许搞。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仍然毫不动摇，找来大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外文版仔细研读，其中包括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马克思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的《法兰西内战》，俄文版的《国家与革命》等，并认真做了批注，把翻译不够准确的地方反映给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他还曾主动把自己每月工资的40%（每月100元）拿出来缴纳党费，长达6年之久。

　　五、潜心科研，带病坚守

　　粉碎“四人帮”后，郑汝骊拼命工作，决心把损失的时间再夺回来。不久他又重新被任命为化学系系主任。1982年卸任后仍担任名誉系主任，直到逝世。此外，他还曾担任中国化学会理事及无机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化学会副理事长、吉林省化工学会副理事长、吉林化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无机化学教材编审组成员、校务委员会常委、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这些工作中，他积极参与了制定国家高师教育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审查以及各种学术活动，对高师教育的发展，化学学科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郑汝骊关注由偏钨酸直接制备杂多酸。多酸化学界一直认为杂多钨酸盐不能由偏钨酸溶液直接制备。郑汝骊等通过大量的实验充分证明，几乎所有元素包括硅、硼、锗、磷、砷、硒、锑及大部分过渡金属和稀土元素都可以和偏钨酸直接合成杂多酸。这种方法制得的杂多酸不含钠离子，纯度极高。这样就提出一种快速、简便的制备杂多酸的方法，将同多酸与杂多酸联系起来，意义重大。郑汝骊等首次采用电解酸化法制备钨硼酸，可制得纯净的四方或六方钨硼酸，且原料比Copaux法节省83%，而产品的钠含量仅是Copaux法的6%。他们的研究集体后来在混配型、双系列不饱和型、有机金属型、电荷转移杂多化合物、杂多蓝、异构体、三取代等杂多化合物的制备等方面又有重要工作，合成未见文献报道的新型杂多化合物近400种，单晶20个。此外，在多酸化合物的功能特性(光、电、磁、催化)研究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就。在多酸的药物化学方法（包括抗艾滋病、抗肿瘤、抗病毒等）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光明日报》1990年9月21日第一版国庆特稿曾以“我国杂多酸研究与开发取得重大进展———郑汝骊和他的学生们首次建立道森结构模型，合成出一百余种世界上未见报道的新物质”为题，作了专门报道。这个研究集体如今已成为国际多酸化学领域有重要影响的6个研究中心之一。

　　郑汝骊1970年8月患心肌梗死，1975年1月患脑血栓和第二次心肌梗死。他不愿消极养病，他的信念是：活着就应当有益于人。越是身体不好，他就越是感到剩下时间的宝贵。他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制定近期、远期工作规划和作息时间，甚至以日记的形式督促检查自己。有时由于身体或外界原因计划未能实现，他也不灰心，总是下决心再从头做起。从1976年冬开始，他先后翻译出版两本关于现代无机化学实验的书。1977年冬筹划《配位化学导论》编写工作，1978年夏接《无机反应动力学》编写任务，不久又接无机化学教材主审任务。其编写的《无机反应动力学》（与王恩波合作）作为无机化学丛书第13卷，在他去世13年后，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郑汝骊非常重视师资培养工作，1978年以后，他多次抱病在长春、武汉、南京、济南等地组织和主持高师高等无机、络合物等培训班、讨论班。

　　为了跟上近代化学的发展，他晚年在疾病缠身、工作超载的情况下，仍然不断地挤时间补习数学，尤其是代数、群论。他会英、俄、德、法4门外文，几十年间为同事和学生、研究生们翻译过数不清的文献，直到最后几年还挤时间自学日文。

　　1984年5月3日，他在脑血管发病送进吉林省医院的当晚去世。仅仅是在两周前，他还带病亲自到实验室指导研究生论文。从他家到实验室本来只有十几分钟路，他却边走边服药，艰难地走了一个小时。他以自己坚定的人生信念，走完了自己67年的人生历程。